杨尚昆往事

1979年，春风伊始。

随着改革开放后与海外及港澳交往的增多，广东省开始筹划着建造几座现代化的宾馆以迎接四方来客。

其中就有著名的白天鹅宾馆，它的外部投资方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

霍英东与内地的渊源很深，抗美援朝时期，西方曾对我国实施全面禁运，期间霍英东在香港组织船队为内地运送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不过当1979年霍英东提出斥巨资兴建宾馆时，一个难题却摆在了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面前——因金额超标省里无权审批，必须报请北京。

这样一来旷日持久不说，由于上级态度尚不明朗，将徒增很多变数。

于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的杨尚昆和省委第一书记一起，以“看望”的名义找到了叶帅，请示汇报此事。

叶帅说：“有中央50号文件在手，你们自己审批就行了。”

（注：50号文件即《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得到叶帅的指示，杨尚昆等人十分兴奋，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的第一个大工程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启动开来。

1984年1月31日，小平同志在广州白天鹅宾馆。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坚定支持者，杨尚昆同志曾经在广州待过两段岁月：

第一段是1965~1966年，那时他名义上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实际上处于赋闲状态。

第二段是1979~1980年，这是他仕途复出的第一站，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

下面以此为切入点，讲述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

红一军团（合并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县合影，1937年春，左三为杨尚昆。

杨尚昆同志属于留苏一脉，曾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他和小平同志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不过二人在莫斯科的交集比较短，前者是1926年底到达苏联的，后者则在1927年初就离苏回国。

三十年代，留苏归来的这些同志被派往苏区后，委派的岗位都十分关键，像杨尚昆，他1933年初到达瑞金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总负责人。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任红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老总搭档。

红三军团政委这个岗位相当了不得，要知道小平同志直到长征后期才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而少奇同志甚至短暂给杨尚昆打过下手——遵义会议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若干年后回头看，这些早期履历其实都为他特殊年代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此处不表。

抗战期间，杨尚昆主要在北方局工作，历任副书记、书记。

1945年12月，他拿到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委任状”（之前职务交接均为口头交代，故很多履历职位记忆有偏差），正式出任中办主任兼军委秘书长。

此后杨尚昆担任中办主任长达二十年（从38岁到58岁），直到风波来临之际。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尚昆被免职是罪名是一起四年前的旧案——著名的“窃听器事件”，这个事件此处不做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文章“王芳回忆录：所谓‘窃听器事件’”。

作者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后曾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

1961年窃听器事件发生后，原本已经有了相关处理文件，不过风波来临之际又被翻了旧账。

接到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杨尚昆感到“茫茫然”（本人回忆），在做完短暂的工作交代后，他写信给中央称：

“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

作为干了二十年的中办主任，临行前，他分别求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一面。

在毛主席那，杨尚昆得到了一番安抚式的谈话，嘱托他多下去调研。

事后与田家英（中办副主任兼秘书）相谈时，田认为大事不妙，因为安抚很多时候还不如被领导骂一顿来得好。

周总理那，杨尚昆称自己做好了“可能被开除党籍”的最坏打算，总理则叮嘱其下去后一定要好好工作。

谈毕，周总理亲自将他送出西花厅，这也是二人的最后一面。

1965年12月10日，心情惴惴不安的杨尚昆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

谁又能想到，一年后再回北京时他已经沦为阶下囚，即将接受残酷的批斗……

从1966年7月开始，杨尚昆被“监护审查”。

如果以1975年2月“解除监护”计算，是近九年的时间；如果以1978年秋获释回京计算，是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如果以正式平反计，则要到更远的1980年10月了。

被“监护”期间，杨尚昆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以至于返京后第一站是先去的协和医院。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杨尚昆因低血糖发作感到头晕目眩，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请求看守他的小战士给一块糖。

此时对方假如去检举揭发，或许又少不了一番批斗——这么多“精神食粮”难道治不了你的低血糖？

可小战士并没有这样做，偷偷给他带了一小包糖进来，这样杨尚昆每次低血糖发作的时候就可以吃一颗，身体状况逐渐有所缓解。

为了记住小战士的名字，杨尚昆将“田政红”三个字写在了一本红宝书上，直到时过境迁的1985年，杨尚昆才终于找到这位已经转业的战士，并将自己携带多年的手表送给他以表谢意。

真是二十年来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在广东合影，1978年

1978年之后，对于六十年代被打倒干部的任用逻辑是“官复原职”，基本上1966年被打倒时是什么级别，恢复工作即安排什么级别。

由于杨尚昆的平反令迟迟未下，因此他复出时是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工作的，大致相当于从中办下放到广东时安排的职务。

尽管刚刚复出，很多历史恩怨尚未理清，但他仍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坚定执行者。

除了大力引进港商资本、恢复经济发展、平反冤假错案外，杨尚昆还在1980年春节给农民拜年时还喊出了轰动一时的“恭喜发财”口号。

很长一段时间里，“恭喜发财”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民间拜年都不允许讲。

而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直接对农民朋友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在为日后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做下舆论铺垫。

杨尚昆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访华的老布什总统举行欢迎宴会，1989年2月

1980年底被正式平反后，杨尚昆离开广州调回北京，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并于“十二大”当选局委。

1988年之后，更是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兼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地位十分尊崇。

八九十年代，杨尚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1984年和1992年小平两次视察经济特区，均陪同在侧。

尤其是1992年的南方之行。

1月22日上午，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以“偶遇”的形式带着两家三代人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二人分别种下一棵高山榕，寄托对经济特区的无限深情与厚望。

回到北京后，在杨尚昆极力推动下，“南方谈话”被迅速整理转发，逐步传播开来。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右二）向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祝贺新年，1991年2月14日。

时间来到1998年。

9月2日这天，91岁的杨尚昆在弥留之际向家人交代后事，除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外，还表达了希望“火化后送回老家潼南去，同四哥杨闇公（杨尚述）埋在一起”的遗愿。

杨尚昆共有十三名兄弟姐妹，四哥杨闇公年长他九岁，是带领众多弟妹们投身革命的引路人。

杨闇公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大革命和北伐，是中共重庆地执委第一任书记，参与组建了最早的四川革命武装。

1927年，杨闇公在“三三一惨案”中被四川军阀逮捕，遭受割舌、捥目、断手等酷刑，身中三弹就义。

杨闇公牺牲后，家人在一块麦地里找到了他的遗体，整理好遗容，去照相馆拍了两张照片，然后下葬。

七十多年后，作为弟弟的杨尚昆终于又回到了四哥的身边。

杨闇公烈士陵园，园名为小平同志所题，杨尚昆陵园与其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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